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经济观察网 记者 李晓丹 5月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理论与思想研讨会（第5期）举办，本次CMF理论与思想研讨会的主题是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新理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陈彦斌代表课题组阐述了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新理论框架的主要内容。
“三策”是指稳定政策、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陈彦斌表示，“三策合一”不是简单地将这三项政策摆在一起，而是要建立一个有内在逻辑的理论体系，形成一项可模型化的，政策可应用的新理论。
“三策合一”的提出背景是，危机之后主要经济体面临的是“结构失衡下的衰退”新现象，突出表现为负向的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持续存在、潜在增速趋势性放缓、结构性失衡严重这三个维度的问题。
陈彦斌表示，在提出新的理论后，一定要关注它是否具有实践基础。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实践与主流宏观政策理论明显不同，除了稳定政策，还含有五年规划等长期增长政策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等结构政策。党的二十大报告就明确提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既要“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又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
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产生了一种新的现象，即“结构失衡下的衰退”。这种现象具有长期性，不是凯恩斯理论所能够描述和解释的，需要建立新的理论来进行解释。课题组总结了三个“结构失衡下的衰退”新现象的核心特征，“结构失衡下的衰退”与传统衰退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不同：
第一，传统衰退的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短期为负，并且在稳定政策作用下会显著改善。而“结构失衡下的衰退”的产出和通胀缺口持续为负，并且稳定政策效果很有限。可以看到，尽管中国M2增速很高，但产出缺口连续好几年为负，这表明总需求不足。近年来，对于经济形势的分析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中国产出缺口长期为负，是因为货币政策力度不够，还需要大水漫灌，这是很旧的观点。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不能大水漫灌，传统理论不能解释当前宏观经济的困局，这是目前宏观经济理论的不足。
第二，传统衰退的潜在增速稳定，也正因如此，凯恩斯理论才能起到效果，但“结构失衡下的衰退”的潜在增速处于趋势性下滑。
第三，从经济结构来看，传统衰退一般不考虑经济结构的调整。但是“结构失衡下的衰退”下经济结构失衡明显，并且存在结构黏性。结构黏性与凯恩斯理论中的价格黏性或者工资刚性相对应，是指各种结构出现嵌套，也就是所谓的低水平循环。
“结构失衡导致以货币政策为核心的政策体系本身效率在下降，所以使得这种负的长期缺口和负的通胀缺口改善不了，这种现象不能再固化。”陈彦斌说。
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的理论内核是什么？
上图中，有ab、ac、ae、ad四条线。ac是指目前所能看到的潜在增速，ab是围绕潜在增速上下波动的实际增长。以往的宏观政策调控框架是使用稳定政策，使得经济波动尽可能向ac的潜在增速靠近。这是新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思想，称之为框架①。框架②是一种虚拟的，有稳定政策+增长政策的宏观调控政策理论。如果能使用增长政策，实现完美的短中期协调，就能让潜在增速达到在给定结构之下的最高水平，从ac上调到ad。框架③是在框架②的基础上，进一步纳入结构政策，将经济结构向最优状态调整，从而将曲线ad调整至曲线ae，这既有助于提高稳定政策效率从而消除短期产出缺口，也有助于帮助增长政策消除长期潜在增速缺口，通过消除短期产出缺口和长期潜在增速缺口，促使实际经济增速、长期潜在增速和最优经济结构下潜在增速的合理增速趋于一致。
如果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达到50%，基尼系数达到0.4，债务结构达到更合理的金砖国家的平均水平，潜在增速一定会比现在更高，或许就能够更好地实现“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在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新理论框架下，决策部门同时使用稳定政策、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三大类宏观政策，即框架③所代表的新调控框架，此时经济体能够实现最优经济结构下的短期与长期持续平稳运行：稳定政策通过对经济进行短期逆周期调节来推动实际经济增速向潜在增速靠近（使曲线ab与ac尽量重合），以平抑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之间的产出缺口；增长政策通过更好地促进要素积累、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升，从而在长期中实现给定经济结构下的潜在增速合理增速（将曲线ac提升至曲线ad）；结构政策旨在应对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将经济结构调整至最优状态，进而有助于稳定政策与增长政策推动实际增速到潜在增速合理水平（将曲线ad调整至曲线ae）。
课题组认为，目前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更好地协调这三类框架。通过“三策合一”，能够同时完成多个重要目标。
课题组给出了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的政策操作体系：1、将宏观政策目标体系重构为稳定、增长和结构三大类目标体系；2、加强三大类宏观政策的长短期配合；3、成立专门的协调机构。
此外，还需要厘清宏观政策“三策合一”与改革的关系。宏观政策“三策合一”与改革之间存在本质差别，但二者又是相辅相成的。改革能够消除体制机制方面的阻碍，从而帮助宏观政策尤其是结构政策顺利落地；宏观政策“三策合一”又能够为改革营造良好的环境，助力改革不断深入。
国务院参事汤敏指出，经济分析最难的地方在于结构，因为结构问题更多是中长期的，并且模型化和数量化的难度很大，目前最大的结构问题是收入分配问题，然后是金融和实体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角度来看，一是要建立金融服务小微企业的体系，二是金融要更好地支持创新，三是要解决价格扭曲的问题。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认为，全球的结构失衡是在次贷危机之前出现的，次贷危机之后，经济增速的下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失衡的调整，政策的核心是如何把握政策和市场之间的关系。
“在调整结构前，首先要认清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然后考虑时机问题，最后处理总需求和政策之间关系。社会科学从来不是理论，而是要落地于实践。现阶段，我们要稳信心、稳预期、调结构，这都需要围绕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政策重塑的落脚点应该是人，包括政策制定者的技术化和专业化。此外，尽管政策评估的实现有一定难度，但这依然非常重要。”伍戈说。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明认为，宏观政策要将财政政策与结构政策、增长政策与结构政策、结构政策与改革的关系梳理清楚，才能为“三策合一”框架奠定坚实的基础，尽管“三策合一”增加了协调的机制，但具体的决策还需要落实到各个部门执行，因此该框架未必能够简化决策程序。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杨瑞龙认为，政策“三策合一”新理论提出了“结构性失衡下衰退”新现象、结构黏性、潜在产出缺口等重要概念，从而通过稳定、增长政策辅以结构政策以实现最优增长。杨瑞龙指出，结构政策优化的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由于存在市场扭曲、市场发育不完全等问题，在后发国家的增长过程中，一个或者若干个产业部门起到了关键作用。
“产业政策失灵的背后，是对结构的过度干预，导致出现了结构性扭曲；即便如此，仍然要使用产业政策，既要相信市场不是万能的，也要相信政府更不是万能的。”杨瑞龙认为，由于结构性问题本质上是微观问题，在将其纳入宏观体系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但中国恰恰可以从这个方面入手，通过实践提炼出自主的经济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