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被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为年度重点任务之一，要求抓紧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峰。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等机构的专家们在近期的调研中发现，在奔向“碳达峰”的路上，有些城市已经到达或接近终点，有些还在路上，而有些仍没有设定碳达峰时间和峰值。
专家们建议，在公布季度GDP统计时，同时公布单位GDP碳强度统计，碳达峰领先城市设定并发布达峰后减排路径。各地应尽快设定并公布碳排放达峰目标，开展碳达峰行动，每年评估并发布碳达峰进展。
城市是控制碳排放主战场
城市碳达峰是指城市的二氧化碳排放在一段时间内（以年为单位）达到最高峰值，之后进入平台期并可能在一定范围内波动，然后进入平稳下降阶段。由于经济因素、极端气象、自然因素等，视情况可以适度允许城市在平台期内出现碳排放上升的情况，但不能超过碳排放量峰值。
数据显示，能源消费总量的70%左右是城市消费的，同样，与能源相关的70%以上的二氧化碳，也是城市排放的。
“城市始终是控制碳排放的主战场。”在日前召开的中国城市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学术讨论会上，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王金南介绍，研究发现，我国典型城市在2020年已经实现碳达峰，少量城市碳排放进入了平台期，但仍有大量城市碳排放还处于未达峰阶段。
王金南列举了三个已经实现碳达峰的城市：湖北武汉、广东深圳和云南昆明。研究结果显示，这3个城市的碳达峰时间分别为2012年、2010年和2010年，碳达峰总排放量分别为9864万吨、6028万吨和4487万吨。
他表示，长三角地区（中国大城市最密集区域）的二氧化碳排放格局在2030年和2060年都会有显著变化。2030年，典型大城市需要在碳达峰基础上总量下降；2060年，绝大部分城市碳排放量都要降到百万吨甚至以下水平。
“对我国大部分城市而言，碳达峰是城市发展转型的重大机遇，而不是挑战。最大的挑战是观念的转变。”讨论会上，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理事李俊峰表示，目前以钢铁、冶金和重化工产业为主的城市碳达峰都很容易，问题在于如何实现稳中有降，如何实现碳中和。
城市碳排放具有显著差异
我国城市碳排放在总量和结构上都具有显著差异。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王灿介绍，研究发现，全国一半的碳排放量来自于碳排放排名靠前的城市，人口及其密度、人均GDP等是影响城市碳排放的重要因素。
“应综合考虑城市特点，识别不同类型的城市碳达峰模式。”王灿介绍，此前，研究人员以中国278个统一数据口径的城市为样本，选取6个静态指标（人口、人均GDP、二产占比、电力消耗、建成区面积占比、人均排放）和4个动态指标（人口年均增长率、GDP年均增长率、建成区面积年均增长率、碳排放年均增长率），对城市的碳达峰趋势进行区分。
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城市的碳达峰趋势可以分为五大类：
第一类主要分布在东北、广西和甘肃等省份，典型城市包括沈阳、哈尔滨、大同等，当前经济处于欠发达阶段，经济增长和碳排放增长都较缓慢，人均碳排放较低。
第二类城市主要分布在河北、山西、安徽和河南等省份，典型城市包括邯郸、保定、包头等，城市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尽管经济发展处于中等水平，但经济增长较快。
第三类城市分布在内蒙古和甘肃省等省份，该类城市包括鄂尔多斯(600295,股吧)、乌海、克拉玛依等，人均碳排放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产业结构以传统资源型产业为主。
第四类城市以直辖市和沿海发达省份省会城市为主，典型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经济相对发达、产业结构低碳转型已基本完成，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已经或正在脱钩。
第五类城市集中分布在我国中西部安徽、湖北和贵州等省份，包括贵阳、赣州等，具有较高的城市经济发展增速，但同时碳排放增速水平也高，而人均排放仍处于低水平。
据第一财经记者了解，截至目前，国家已开展了三批共计87个低碳省市试点，共有82个试点省市研究提出达峰目标，其中提出在2020年和2025年前达峰的各有18个和42个。
碳达峰目标下的“药方”
碳达峰目标下，不同类型的城市该怎么办？
对于已经达峰或处于平台期的城市，王金南建议，建立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控制（下降）行动方案，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10年下降约30%~60%；开展能源消耗—碳排放—大气污染物排放—空气质量综合评估，定量评估中长期碳排放路径与空气质量协同关系；建立中长期碳达峰和碳中和途径的技术方案以及相应的成本效益分析。
而对于未达峰的城市，王金南也建议这些城市明确达峰目标（峰值和达峰年），建立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并开展二氧化碳达峰和空气质量达标“双达”战略，评估中长期碳排放路径与空气质量协同关系等。
“传统工业转型期城市和低碳潜力型城市，是决定我国能否实现2030年碳达峰行动的关键。”王灿说，传统工业转型期城市有89个，排放占比为37.8%；低碳潜力型城市有101个，排放占比为23.7%，这两类城市都面临着较大的转型挑战。
对于上述五类城市，王灿开出的“药方”是：对于人口流失、经济下行压力大的城市，在进行碳达峰规划与实施时，应重点协调低碳发展与经济增长、就业的关系；对于依赖传统工业、处于产业结构转型期的城市，应积极运用低碳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
而对于资源依赖且面临一定增长困境的城市，应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构建多元化的产业体系；对于供给侧改革卓有成效、产业结构低碳转型进度领先的城市，应建设新型碳达峰示范区，引导消费侧低碳转型；对于经济增长迅速且产业结构还未形成重工业路径依赖的城市，应规划建立低碳产业体系，发展创新型绿色经济。
“应该对碳达峰有一个清楚的认知。碳达峰是一个自然过程，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碳达峰是必然的、可期的。”上述讨论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潘家华表示，碳达峰不是攀高峰，不是争空间、摸高峰，而是要削峰、压峰、拉低峰位，以便走向净零碳。“实现碳达峰不应瞎折腾，谨防误导，实现零碳能源没有捷径。”
来源：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