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占斌
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余江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研究院
产业科技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邬贺铨
国家标准化专家委员会主任
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勇坚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互联网研究室主任
聂辉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3月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相比往年，202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于数字经济着墨较多。比如，提出了“加快发展工业互联网，培育壮大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和“完善数字经济治理，释放数据要素潜力”。同时，也指出了2021年“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
那么，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目前处于什么阶段？实体经济转型需要从哪着手？这两种经济融合将对经济发展带来哪些变化？近日，新京报新京智库举行了主题为“数实融合，打造高质量发展经济模式”的研讨会。
数实融合还处于起步阶段
在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表示，我国的产业互联网，特别是工业互联网发展得还很不尽如人意。消费互联网和工业互联网（或产业互联网）的发展呈现出“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现状。
国家标准化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介绍，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前几年就开始了，应该说取得了一些进展。其中，以工业互联网为抓手的应用取得较好效果。重点领域的企业数控化率达到了55.4%，数据工具的应用达到了74%。不过，这些应用还处于相对初步的阶段。
一个重要表现是，我国工厂现场控制大部分采用的是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去控制、管理生产线上的设备、仪器仪表等进行生产作业，但由于PLC基本上依赖进口，因此存在标准碎片化、协议不开放等问题。“这导致工业互联网应用非常有限”，邬贺铨说。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介绍，产业数字化其实就是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尤其是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聂辉华团队通过对2012年—2019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年报中“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关键词分析得出几个结论：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速度在加快；轻纺行业转型比较快，重化工业转型比较慢；外企的数字化转型程度比较高，民企次之，国企最低；大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比较高，中小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比较低。从省份来看，东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速度比较快，西南和东北较慢。
聂辉华还介绍，总体上，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并没有显著提高企业的资产回报率和利润率。从样本企业来看，外企的数字化转型的绩效比较好，资产回报率和利润率都是正相关的。相对而言，大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效果比较好，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效果不太好。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互联网研究室主任李勇坚认为，在过去一年里，数字经济对于传统产业有一个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以前，很多所谓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是单一环节或者单一流程，现在能看到在很多方面是全链条、全流程的数字化改造。当然，产业链条改造还是刚刚开始，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企业的数实融合投资回报并不如预期高的原因。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些企业对于单点的投入或单一环节的投入可能比较重视，而对于全链条的耦合，包括企业内、外的耦合重视还是不够。不过，“有一些企业已经在推进整个供应链的智慧化改造”，李勇坚说。
据了解，在箱板瓦楞纸包装行业，浙江浦江丰收包装有限公司是典型的中游企业（俗称“二级厂”），上游对接生产箱板瓦楞纸的造纸厂，再将瓦楞纸箱产成品，提供给下游的消费领域公司和物流快递公司。这种传统行业生产大多依靠人工经验决策。
为了改变现状，浦江丰收联手腾讯公司共同开发了一款专门服务“二级厂”的聚好单技术解决方案。浦江丰收因此在客户下单、回款、服务、营销、销售形成一个完整闭环，订单量增加了超过10%。应收账款减少了60%-70%，人工成本降低了50%。
数字化转型“不是花钱能买来的”
尽管实体经济企业数字化转型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存在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比如，一些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缺资金、技术和人才。因此，要解决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问题成本投入是一个“坎”。企业数字化要投入一大笔成本，一些企业心里对此有焦虑，“他们需要直面转型失败的风险”，李勇坚介绍说。
邬贺铨呼吁，这需要政府建立支撑工业互联网的创新服务平台——有算力资源，开放的大数据，并且配置专业的技术负责人。政府可以出资建设或扶持相关机构建设。这个平台向中小微企业免费开放——允许他们发布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并且让科技界、学界等参与进来——解决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难题。
李勇坚补充道，在这个平台上可以把技术、数据、软件、资源软件化，让其可移植、可复制、可通用，把工业知识做到共享、创新，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投入，而且也能享受数字化带来的效率提升。
邬贺铨也强调，数字化转型也好，工业互联网也好，不是花钱能买来的。这与消费互联网不一样，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不是企业买一堆工业软件、网关就可以的，它需要由相关企业来提供服务。
这确实不全关乎“钱”的事。聂辉华认为，一些企业对于数字化转型的认识还是不到位，在这些企业里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和理念。比如有一种观点认为，数字化转型就是任命一个首席信息官或首席数字官。
据相关调查显示，70%中小微企业的管理者有强烈的数字化转型意愿，但近80%已经进入数字化转型的中小企业尚处于基础探索阶段。由于数据采集基础薄弱、转型人才欠缺和技术应用水平较低，多数企业不会转型；转型成本的高企和资源投入的不足又使得中小企业不能转型；转型见效慢、协同差、成果不明显使得中小企业对转型信心不足而不敢转。
此外，张占斌认为，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还有薄弱之处、有一些“短板”，需要加强、补齐。因此，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加强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因为，只有通信基建工作做好了，才能更有利于数实融合走得更远、更稳。
需要给数实融合明确规范和预期
那如何解决我国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中遇到的问题，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都需要做些什么？
5G技术推广开来后，5G技术的高带宽、低时延、高可靠可以很好地满足工业互联网的很多需要，特别是用无线技术连接了一些可移动机器人、物料小车、无人机等。但是，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现有标准的碎片化协议不开放，这实际仍然阻碍了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邬贺铨说。
邬贺铨介绍，有一些企业的数字化有上百个应用场景，包括机器视觉、质量检测、远程遥控等，但这些系统都没有贯通。“这是解决现有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一个难题”。
邬贺铨建议，最重要的是革PLC的“命”。用5G工业网关来代替PLC，把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进去，实现扁平化、IT化，这样才能做成跨行业、通用的系统。同时，这样也才能打破现有的企业内部既有各种系统孤岛化的局面。
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建议，要加速研究开发“低门槛好使用”、“性价比高”的数字化“工具箱”，降低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成本和壁垒。因此，要鼓励更多专业化服务机构以转型实用技术为基础，分阶段、分场景为中小企业设计出成本低廉且容易上手的数字化转型助手工具，让中小企业根据清晰可见的成本收益分析选择最合适的数字化转型助手工具。
比如，广州某小型服装厂，拉着30家上游供应厂商借助数字化工具企业微信来协同战斗，从接单到出货，原来需要7到15天，现在最快只需24个小时。不仅实现降本增效，也带动其他企业借助数字技术提升了效益。
中观层面，李勇坚认为，实体经济企业和第三方服务商之间需要建起信任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因为数实融合涉及不同的工业互联网软件、平台、接口、数据，如何推动更好的互操作性，这是数实融合需要面对的一个挑战。
比如，加工过程中要用到刀具，原来刀具一般都是等坏了再换，但这很容易给企业持续运转带来不利影响。现在有企业做了一个系统，可以精确测算刀具的磨损率进而分析刀具用多久该换，这可以给企业节省一笔不小的成本，也能对整个行业带来巨大收益。“问题是，现在利益分配机制没有建立起来，那发明这个系统的企业就不可能有分享的积极性”，李勇坚说。
宏观层面，张占斌建议，政府在数实融合这个新领域的管理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比如，加强舆论引导，要让全社会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创造一个好的思想舆论环境。政府也需要为数实融合创造优质的环境，包括支持一些具备强大数字技术能力的新兴实体企业，梳理出一批标杆企业，推广一些典型的应用场景，从而发挥这些实体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升级中对中小企业的带动作用。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研究院产业科技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余江建议，数实融合是未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应对宏观形势不确定性挑战的必由之路。应该鼓励企业创新主体跟国家长远战略需求同频共振，让企业能够真正愿意沉下心和合作伙伴长期坚持数实融合，让各个企业都能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真正的价值收获。从更长远角度来说，解决数实融合的基础核心技术问题也是一件大事。因为这些技术的运用涉及企业的商业秘密、技术秘密等，因而需要逐步建立一个包含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的有效技术支撑体系，但目前来说，这样的技术体系还是欠缺的。
文/新京报记者 肖隆平 本版图片/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