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杨志锦
4月18日，央行、外管局联合印发《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金融服务的通知》。通知提出，要在风险可控、依法合规的前提下，按市场化原则保障融资平台公司合理融资需求，不得盲目抽贷、压贷或停贷，保障在建项目顺利实施。
从过往看，监管层并未限制融资平台公司的合理融资需求，但在监管趋严的背景下，金融机构可能会过度收紧平台融资，所以当监管层再提“保障融资平台公司合理融资需求”时，融资平台的融资出现边际改善。仅就央行此次发文看，后续城投融资难有大放松，边际上的改善仍需更多部门甚至更高层面的确认。
一是此次发文单位仅为央行、外汇局，但地方政府债务的主管部门为财政部门，但财政部门并未在发文之列。
可供参考的是，2015年“保障融资平台合理融资”的文件由财政部央行原银保监会联合印发、国办转发；2018年首先是国务院在常务会议提出，随后国办发〔2018〕101号印发、财政部发改委银保监会按职责落实。
对于地方债监管，财政部长刘昆4月16日最新发表的文章《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中表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树牢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平衡好促发展和防风险的关系。要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建立健全风险识别和监测预警体系，完善风险处置预案，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强化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合理安排赤字、债务及支出政策，推动财力下沉，严肃财经纪律，有序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从这一发言看，隐性债务的管控并未出现放松的态势。
二是在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长效机制下，融资平台放松的空间收窄。
2014年10月的43号文（《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印发，地方债管控收紧，次年5月的40号文印发，融资平台融资有所放松。实际上，这之后包括PPP、政府购买服务、政府投资基金等融资方式扩张，造成了隐性债务膨胀。
2017年，新一轮的地方债监管收紧，平台资金链开始紧张。在2018年7月召开的国常会表态“保障融资平台公司合理融资需求”后，城投债发行有所恢复，二级估值明显下行。
但是这一轮的放松是在整体趋严下的放松，并非“大放水”，融资平台的融资整体仍是偏紧的。去年11月召开的国常会指出，近几年，地方债务管理取得积极成效，隐性债务减少，政府总体杠杆率稳中有降。
究其原因，隐性债务监管的长效机制在不断完善，其主要内容包括遏制增量、化解存量、开好前门、强化问责、平台转型等内容。而在这一长效机制下，融资平台放松的空间很窄，一旦新增隐性债务将会被问责。
三是央行、外汇局的此次通知中，还有“风险可控、依法合规”“市场化原则”“在建项目”“合理的融资需求”等多重限定。在这些限定下，平台融资放松的幅度不大。
前述四组词语都有解读空间，尤其是“在建项目”“合理的融资需求”。关于在建项目，2010的412号文、2015年的40号文都划定时间节点，其中前者划定的时间节点为2010年6月30日，后者划定的时间节点为2014年9月21日。
究其原因，2010年6月恰值《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10〕19号】印发，后者正是43号文印发的时点。2018年没有明确划定时间节点，猜测可能是27号文隐性债务管控文件的印发时点。
因此，前述三次涉及在建项目的界定都有中央层面的顶层文件印发。此次“在建项目”最终是否存在，以及实际的划断时间点，可能仍然需要观察。
四是当前宏观经济仍运行在合理区间，融资平台融资没有大放松的必要，基建适度超前主要靠专项债等预算内资金。
历史上看，当稳增长压力较大时，融资平台管控就会放松，进而稳基建、稳投资。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GDP增速为4.8%，相比去年四季度回升了0.8个百分点。近期召开的国常会等多个高层会议指出，宏观经济面临新的下行压力，但仍运行在合理区间。
对比来看，即便今年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但压力比2020年小。而2020年6月召开的全国财政厅（局）长座谈会指出，始终树立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在当前复杂形势下高度重视防范债务风险工作，强化违法违规举债责任追究，不能因为应对疫情就不重视债务风险，不能因为财政困难就违规举债制造新的风险，绝不为解决短期问题而留下后遗症，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近期，一些地方公布的违规举债案例印证前述表态。4月14日玉溪市政府网公布的《关于玉溪市违法违规举债融资等问题的问责情况》显示，2020年2月，根据玉溪市政府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相关工作的要求，玉溪市开投公司、玉溪家园公司向国开云南分行贷款5.5亿元并转借给玉溪市级有关单位。截至2021年2月，涉及贷款已由市级有关单位全部退回公司，并由公司偿还国开行。相关责任人也被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