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一组2020年中国出生人口的数据因与预想差距较大，引发广泛讨论。
根据公安部发布的报告，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较2019年的1179万大幅下降14.9%。虽然去年中国人口出生总数还有待国家统计局公布，但按照公安部新生儿户籍登记的降幅测算，2020年出生人口数据将在1250万左右，较2019年减少约200万。
近年中国出生人口数量持续下探，从人类文明进程来讲，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升后，年轻人自我意识觉醒造成的低生育率所致。这一理解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能解释全部。毕竟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更高的欧美，也没有出现如此低的生育率，而且扣除生育率不算低的农村及小城市，我国大城市居民生育率水平更是低得惊人。
可以明确的是，在深度工业化时代，人口不是负担而是经济发展最关键的要素，已成为共识。近年各大城市通过放宽落户门槛开启“抢人大战”，正是看中了人口的净流入乃经济活跃的根基。换言之，维持一定水平的生育率不论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诸多问题都至关重要，甚至是文化与文明得以延续的希望所在。
因此，首先需要摒弃“人口负担论”的传统观念，废除计划生育时代阻碍国人自主生育的相关政策。今年1月1日起实施的《民法典》取代了原有的《婚姻法》，夫妻的“计划生育”义务已经被剔除。去年底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要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未来，各地还需全面清理倾向于“限生”“少生”“罚钱”这类明显有悖于宏观人口环境的政策。最终目的是把生育权回归家庭，提倡自主生育。
然而，随着中国城镇化的推进，尤其是年轻人不断涌入大城市，全面放开生育对于大城市生育率水平提升的作用十分有限，过去几年全面放开二孩收效甚微。连续几年的全国生育意愿调查显示，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原因包括经济负担重、没人带孩子、养育孩子太费心、夫妻身体原因等。前两个原因最重要，特别是对于大城市的年轻人而言，住房需求难以满足、夫妻双职工无暇专门照料子女等现象可以说普遍存在。
所以目前急需配套措施扭转城市居民低生育率。从住房层面看，需构建多层次的住房供应体系，重点是增加有效住宅用地供应和租赁住房建设，让身在大城市的已婚年轻人能够多渠道满足住房需求。教育方面，既要增加幼托机构、通过政策支持引入民间资本进入相关领域，弥补当前幼托机构供应缺口问题；还需均衡教育资源配置，通过优秀教师流动、优质教育集团运作普通学校等措施，辅助弱校发展，整体提升基础教育水平。同时将养育0~3岁幼儿纳入个税抵扣之列，目前只允许3~18岁的子女教育抵扣个税，既不合理也不利于减轻年轻夫妻负担；加大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包容度，尤其是前往照料孙辈生活的农村老人。
此外，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推行基本生育免费，延长产假、配偶陪产假（护理假），增加产科、儿科医护力量，等等。
毋庸置疑，出生人口大幅下降后很快就会出现总人口的下降，目前在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均已出现，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和社会活力。目前这一迹象开始显现，需要决策层正视并全面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