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能让我们更好地应对贸易摩擦、新冠疫情以及全球大通胀时代，并在未来的调整中处于较主动的位置。
当前，随着美联储持续加息，全球非美货币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不少经济体的脆弱性增强：资本持续流出、货币贬值、面临债务危机与金融风险等等。如此现象是美元“冷热浴”的历史重复，但这次不一样的是，由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正在遭遇冲击，大部分国家还没有想好如何确保自身安全以及重建新秩序。
新冠疫情、俄乌冲突以及欧美等国通胀等正在冲击着全球经济稳定，也在加速瓦解全球化时代以来形成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目前的全球化格局是冷战结束后形成的，中国以及东欧、俄罗斯等地区为全球化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从互联网、个人电脑到手机的信息产业革命爆发以及全球经济体制自由化改革释放出增长空间。此外，由于中国商品的物美价廉，美国得以维持了长期低利率，刺激了消费的持续繁荣，并促进了华尔街资本在全球流动。
然而，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全球化开始发生变化。美国一些民粹主义者认为全球化导致本土制造业流失，激化国内贫富分化与社会对立，并导致基于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减弱。因此，贸易保护主义开始盛行。与此同时，主要经济体开始转入由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驱动时代，但由于全球化时代形成的强大供给能力，并没有引发通胀，这进一步刺激西方国家普遍尝试现代货币政策：以接近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方式维持经济增长。过于廉价的资本也支撑了大规模风险投资活动，制造了许多商业模式创新的泡沫。
全球疫情暴发以来，一切都发生了巨变。首先，疫情冲击了各国国内供给体系，同时对全球供应链也形成冲击，导致在经济重启时面临扭曲的供需关系并产生大通胀。尤其是西方各国以疫情、俄乌冲突等因素对供应链的影响为借口，试图调整全球化形成的分工模式，实现本地化生产，并以产业政策与贸易保护加以驱动，这将会持续冲击供给侧；其次，全球范围内能源、粮食等大宗商品危机正在推动资源商品的去美元化定价，强化自主定价权，所谓廉价资源时代可能一去不复返，美元体系也因为此次大通胀而面临冲击；其三，疫情叠加老龄化导致全球主要经济体陷入劳动力短缺的危机，美国、德国、日本、英国等国在后疫情时代都面临这个棘手问题，中国的老龄化也在加速，这会提高全球制造业成本。
由这些结构性因素转变推动的通胀，可能难以在短时期内通过持续加息被驯服，那么，低利率时代结束不仅可能导致全球大衰退，还可能对2008年主要经济体开始采取量化宽松以来形成的全球巨型泡沫构成威胁。泡沫破裂风险会进一步瓦解全球化秩序以及旧的供给结构，并推动新秩序形成。这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事实上，次贷危机后，美国深入反思并提出了结构性改革长期规划，即发展先进制造业，改善社会分配。这一思路从奥巴马时期一直延续到现在。但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导致政府很难真正落实这些结构性政策，尤其是在无法调整存量的同时，过度依赖增加大量财政赤字的方式推动制造业发展与重建社会，而这恰恰也是推动大通胀的最大力量之一：过度激进的财政政策释放大量货币，导致了人们更高的通胀预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推动了一项面向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实体经济，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创新提高生产效率与竞争力，同时通过逐步约束杠杆率的方式降低对地产、基建等债务驱动的依赖，促进了环境保护与能源转型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通过市场改革与改善社会分配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改革会引起阵痛，但是，改革能让我们更好地应对贸易摩擦、新冠疫情以及全球大通胀时代，并在未来的调整中处于较主动的位置。在过去几年和未来一段时间，竞争推动了中美各自的改革进程，但是中国的改革更具系统性与协调性，也能够按照时间表稳中求进地步步推进，这是我们进行结构性改革的最大制度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