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仅为每部iPhone 3G贡献了区区6.5美元的组装服务，大约占总制造成本的3.6%。 ]
十余年间，“价值链”以及更加学术化的“增加值贸易”概念，从国际贸易研究圈内的小众讨论，随时代涌动，突破了学术圈层，成为了几乎所有人都关心的话题。
不过，宏大叙事之中，价值链究竟从微观层面如何拆解？在传统贸易统计方式衡量价值链贸易关系有显著的“扭曲”之时，是否应当建立新的贸易统计体系？
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经济学教授邢予青在他的专著《中国出口之谜：解码“全球价值链”》中用一句简单的话即可解释：“以布换葡萄酒这种古典贸易理论为基础的贸易统计体系，不适合分析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现代贸易。因为沿价值链制造的产品的总增加值，不能归于任何一个国家。相反，它分布在所有参与制造过程的国家之间。”
实际上，在众多国际机构推出各自的价值链贸易数据库之前，邢予青教授已经对全球价值链贸易进行了开创性研究。2009年，他购买了人生中第一部苹果手机iPhone 3G，也第一次看到了“由苹果公司在加利福尼亚设计，中国组装”（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 Assembled in China）这句话，在意识到iPhone是说明中国高科(600730)技产品出口和全球价值链关系的切合案例之后，彼时尚在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工作的邢予青同其助手一起以iPhone 3G的拆解数据为基础，计算出了惊人的结果：中国仅为每部iPhone3G贡献了区区6.5美元的组装服务，大约占总制造成本的3.6%。但是在出口时，该产品被认为为中国创造了179美元的高科技出口。
邢予青教授意识到，这意味着，传统贸易统计，夸大了中国对外出口的实际规模， 同时也夸大了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他认为，在全球价值链主导贸易的时代，应当使用出口增加值，而非出口总值来衡量中美双边贸易关系。
随后，出口增加值议题伴随国际主流媒体对邢予青教授的iPhone案例研究的广泛传播进入主流视野，并逐渐被国际机构采纳。2021年，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主导、策划，并与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内外组织机构共同撰写和出版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21: 超越制造》出炉了，邢予青教授作为报告主编，在报告中对无工厂制造商 (Factoryless manufacturers) 主导下的全球价值链，以及利用全球价值链向全球客户出口无形资产服务的新商业和国际贸易模式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讨。
全球价值链在促进生产率增长和提高创新绩效方面的作用究竟如何？供应链转移究竟如何评判？邢予青在同第一财经记者的专访中逐一回答了上述内容。
中企沿产业链不断提升
第一财经：在谈到贸易结构优化时，目前多会强调一般贸易占比上升，这是为何?
邢予青：整体而言，中国的出口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通出口，另一类为加工出口。在全球价值链主导国际贸易的时代，衡量出口对一个国家的经济贡献时，我们必须分析出口产品和服务中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因为只有这一部分才可以增加国民收入和创造国内就业。
根据我的计算，加工出口在2018年的国内增加值比例不到40%，而普通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则是76%，后者远远大于前者。由此看出，加工出口比例不断下降，普通出口比例不断上升，说明中国每出口100美元的产品，对国民收入和就业的贡献越来越大。
其次，加工出口占比逐年下降、普通出口逐年递增的现象，也说明国内企业的技术在不断进步，生产替代进口零部件的能力与日俱增。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国内企业通过技术进步实现了沿产业链的不断提升。这一变化显示加入全球价值链的中国企业，没有被“低增加值陷阱”困住，而是不断朝高增加值的环节迈进。
但是， 加工贸易对于目前处于中等收入阶段，需要创造大量就业的中国经济而言，依然重要。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加工贸易的规模时。例如，据我测算，中国对每一部组装的iPhone X的增加值的贡献是104美元， 大约相当于iPhone X全部制造过程增加值的25%，远远低于普通出口产品国内增加值76%的水平。但是，美国的苹果公司每年销售两亿多部iPhone。作为苹果公司iPhone组装基地的中国， 从2亿多部iPhone中，获得的收入就是200多亿美元，以及超过百万的就业岗位。这是不容小觑的规模贡献。因此，即使中国继续从事类似的组装装配任务，我认为也是一件促进出口和经济增长的好事。
第一财经：中国企业目前在全球价值链上位置如何？如何面对目前价值链调整所带来的潜在挑战？
邢予青：从各个产业来说，我认为在白色家电领域，如空调、洗衣机、电冰箱和电视等，中国企业已经完全实现了技术独立并拥有国际知名品牌。在电脑领域，联想电脑的国际市场份额超过20%。在智能手机领域，前五大国际知名品牌中，三大品牌都是中国的。可以说在这些领域，中国企业已经打造了自己作为主导企业的全球价值链，攀登到了这些产业价值链的顶端，并且获得了最多的增加值。
但在其他的许多产业，中国并没有全球价值链的主导企业。特别是服装、鞋靴和玩具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尽管我们具有生产上的比较优势，但我们的企业仍处于获取增加值较低的位置。譬如，中国是世界上出口鞋最多的国家，但没有一个全球性的鞋履品牌；又如，中国是玩具出口最多的国家，也没有一个国际知名的玩具品牌。
尽管中国的一些企业已经成为了价值链上的主导企业，但大部分的企业依然属于价值链的从属企业。这也是许多外贸企业经常会担心订单减少的原因。这些外贸企业基本上只承接生产、制造和装配环节的任务。这样做的好处是它们无需在研发和营销上进行投入，避免了打造全球销售网络和国际知名品牌带来的高风险。但劣势是，它们的话语权极低。举例来说，沃尔玛在中国有大约4.8万个供应商，这些大多是中小规模的企业，它们生产的产品基本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果沃尔玛停止下订单，它们就会存在生存问题。
为了应对全球产业链调整所带来的挑战，中国企业应该考虑打造自己的品牌，这是未来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并且，中国企业应该尽可能在技术环节实现突破。比如在原材料或者零部件制造方面，如果能够开发出相对不可替代的技术，那么价值链的外国主导企业就不能轻而易举地把中国企业从价值链上甩出去。
“无工厂制造商模式”是聪明的资产
第一财经：中国的小米、OPPO在印度的贸易模式，是否与苹果在中国的“无工厂制造商”模式相似?这种模式的好处在哪里，是否值得更多企业效仿?
邢予青：无工厂制造商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利用全球价值链实现的一种新模式。这种新模式的好处是轻资产（Asset light），或者叫聪明的资产（Asset smart）。
以苹果公司为例，乔布斯时代苹果仍有自己的工厂，但苹果现任首席执行官库克加入苹果公司后，苹果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去工厂化，把所有制造过程全部外包给其他公司，苹果只从事产品设计、软件开发和市场营销等环节。这样做的原因是，苹果公司不需要投资生产设备，不需要盖储存原材料和产品的仓库，现在这些任务都由富士康和苹果的其他供应商来做。
更重要的是，机械设备等实体资本是不断贬值的，而人力资本是不断升值的。例如，一个使用了十年的机器经过折旧后价值归零了；而一个从业十年的设计师或者软件工程师，他的价值是远远超过十年前刚入行之时的。另一方面，品牌等无形资产的规模效益也是巨大的，甚至是无限的。一台机器能生产的产品数量是固定的。但是一个iOS系统、一个品牌标识却可以被用在无限多的手机上。因此，无工厂这种新商业模式能够实现无形资产的利润最大化的商业模式，是苹果公司市值超过3万亿美元的主要原因。
小米就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无工厂制造商，它侧重的是品牌打造、产品设计，以及线上零售端的控制。OPPO也是侧重于设计和品牌打造，OPPO手机的背后写的就是“OPPO设计中国组装”（Designed by OPPO Assembled in China），但它并不完全是无工厂制造商，OPPO有自己的组装厂。
不过，与苹果不同的是，小米和OPPO并没有自己开发的操作系统，只是做了一些边际性的创新。苹果不仅有品牌和独特的产品设计，还有独立的操作系统和芯片，实现了“软硬一体”化。我并不是在批评中国企业，作为后发企业，它们如果要在技术上取得突破，需要很长时间的技术积累和持续的巨额技术投资。所以，后发企业想快速进入一个新兴的技术产品市场时，采取沿价值链非线性进步的策略，是一种捷径。
从品牌打造上说，考虑到全球品牌知名度和市场份额，我认为小米、OPPO和vivo都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在个人电脑领域的联想也是如此。品牌溢价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的增值，也是一种革新，这都是中国企业利用全球价值链战略做得很成功的部分。但未来，这些成功的企业应该利用已经积累的资本，在核心技术上获得突破。